无形的压力

    妻还酣睡着，呼吸均匀有力。她的嘴半张着，似乎想绽出一丝微笑或者说句什么话，在使人平静的被子下面，她年轻丰满的胸脯柔和地隆起。窗口露出最初的晨曦，但是冬日的黎明晨光熹微。日夜交错时半明半暗的光芒游移不定地在酣睡的万物之上涌动，掩盖着它们的形体。

    费迪南轻手轻脚地起了床，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往往工作做了一半，会突然抓起帽子快步走出屋子，到田野里去，越走越快，越跑越快，直到精疲力竭，突然在陌生地区的不知什么地方站住，双膝索索发抖，太阳穴的脉搏突突直跳。或者他在热烈的谈话中间，突然抬头凝视，再也听不懂别人说的话，听不见别人提的问题，非得使劲控制自己才能收住心神。或者晚上脱衣服时他会走神，把脱下的鞋拿在手里发愣，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直到妻子叫他，或者靴子突然骨隆隆地掉到地上，他才怵然惊醒。

    他此刻刚从有些闷热的卧室走到阳台上，觉得有些寒意。他不由自主地把双肘紧贴身体，好暖和一些。眼前山坡下的景色还完全笼罩在浓雾之中。平时从他那建在高处的小屋远眺，苏黎世湖宛如一面磨光的镜子，倒映出天上匆匆驰过的片片白云。今天在湖面上涌动着一层厚厚的乳白色泡沫。他的目光所及，手所触摸，一切全都潮湿、昏暗、滑溜、灰暗。树上滴下水珠，梁上渗出潮气，渐渐从雾气中升起的世界，就像一个刚从洪流中逃出的人，身上还一串串地往下滴水。透过浓雾，传来人声，咕噜咕噜，沉闷模糊，犹如溺水者的痰喘。有时也传来铁槌敲打的声音和远方教堂的钟声。平素如此清朗的钟声此时听上去湿淋淋的，像是锈铁的响声。在他和他周围的世界之间横亘着一片潮湿的黑暗。

    他觉得寒气袭人。可他仍然站着，双手更深地插在衣袋里，期待着雾散天晴，一览无余的景色。浓雾犹如一张灰纸，开始慢慢地从下往上卷起，他感到无限眷恋山坡下这可爱的景致，他知道一切都井然有序，只是被清晨的雾霭遮盖，那美丽景色明晰清楚的线条平时使他自己的心境豁然开朗。多少次，由于心烦意乱，他走到这窗前，从眼前平和宁静的景色找到慰藉；对岸的房屋，亲切友好地一幢挨着一幢。一艘汽艇轻巧安稳地分开澄蓝的水面，一群海鸥，欢快地在湖岸的上空飞翔，从红色的烟囱里冒出缕缕炊烟，像弯曲的银线冉冉上升，飘入连续不断的午间钟声，所有这一切如此明显地告诉他：和平！和平！他分明了解这个世界的疯狂，竟然会一反常态，相信这些美丽的标记，他竟然会因为这新选择的故乡而有好几小时忘记了他的故国。

    几个月前，他为了逃避这个时代，逃避周围的人，从正在交战的国家来到瑞士，感到他那残破不堪，伤痕累累，被恐惧和惊慌弄得烦乱不堪的心灵，在这里渐渐平复，伤口渐渐愈合。这里的景色使他心绪宁和，那纯净的线条和色彩呼唤他去从事艺术创作，因此每当眼前景色幽暗，就像在这破晓时分，浓雾把他眼前的一切全都遮盖之时，他总感到自己己和从前判若两人，并且又有动力推他向前。这时他心里突然对一切在山下笼罩在黑暗中的人们，对他故乡的人们，对那些也是这样沉没在远方的人们产生无限的同情，对他们和他们的命运有着无限的同情，无限渴望和他们紧密相连。

    在雾霭中的什么地方，教堂钟楼的钟敲了四下，然后为了报时，又以更清亮的声音，敲了八下，钟声响彻三月的清晨。他觉得自己置身于高塔的尖端，说不出的孤独。眼前是广袤的世界，他的妻子在身后她梦乡的黑暗之中。他内心深处萌生强烈的欲望，想撕破雾气筑成的这道柔软的墙壁，到个什么地方去感受自己确已醒来，生命确实存在。他仿佛把目光从自己身上射向远方，他觉得在村子尽头，在坡下灰蒙蒙的一片之中，沿着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道路一直向上延伸，通向山岗，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地挪动，是人还是动物。很小的形体为薄雾所遮盖，走了过来，他先是感到一阵喜悦，除他以外居然还有人醒着，可同时也感到好奇，焦急、病态的好奇。那灰色的形体现在向前移动的地方，有个十字路口，通向邻村，或者通到山上：那陌生人似乎在那儿稍稍犹豫了一下，吁了口气，然后慢悠悠地沿着羊肠小道登上山来。

    费迪南感到一阵不安。这陌生人是谁，他问自己，是什么驱使他离开他昏暗的卧室的温暖，像我一样，走出门去，踏入这清晨的寒冷？他是要到我这儿来？他想找我干什么？现在，近处雾己稍散，他认出来了：这是邮差。每天早晨，钟敲八下，他就爬到这山上来。费迪南知道是他，也想像得出他那木然的脸，蓄着水手的红胡须，须根已经变白，还戴着一副蓝眼镜。他姓鲁斯鲍姆，而费迪南则管他叫“鲁斯克纳克”，因为他动作生硬，神态俨然。这个邮差总是把那黑色的大包威严地往右边一甩，然后庄重地把信件交给人家。看到邮差一步一步地迈步登山，把邮袋挎在左边，努力迈动短腿，神色相当凝重地走着，费迪南不由得想笑。

    可是突然间他感到自己的双膝直哆嗦。举到眼睛上的手像瘫痪了似地掉了下来。今天，昨天，这几个礼拜的不安，又一下子涌来。他心里感觉到，这个人正向他走来，一步一步地，是冲他一个人来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打开房门，从他酣睡着的妻子身边溜过去，急急忙忙地走下楼梯，沿着两旁都是篱笆的小道迎着来人走下坡去。在花园门旁，他碰上了邮差，“您有……您有……”他连说了三次才把话说出口来：“您有什么东西给我吗？”

    邮差抬起沾满雾气的眼镜看看他。“是的，是的。”他猛地一下把黑邮包向右边一甩，伸出手指——因为在寒雾中冻得又湿又红活像粗大的蚯蚓，——在信件中掏摸，费迪南索索直抖。邮差终于把信掏了出来，一个褐色的大信封，上面印着“官方文件”四个大字，下面是他的姓名，“请签字。”邮差说道，舔湿复写笔，把登记簿递给他。费迪南很快地写下了他的名字，由于激动，字迹无法辨认。

    然后他抓过那只又红又肥的手递给他的那封信。但是，他的手指如此僵硬，信件从指间滑落，掉到地上，掉进湿土和潮湿的落叶之中。他弯下身子去捡信，一股霉烂的恶臭直冲他的鼻腔。

    就是那件事。现在他知道几周来是什么东西扰乱了他内心的安宁了：就是这封信。他违心地期待着从荒唐、粗野的远方给他寄来的这封信，这封信寻找着他，用死板的、打字机打出的字句扑向他那热气腾腾的生命，扑向他的自由。他感觉到这封信从不晓得什么地方向他走来，就像一个在翠绿的密林中巡逻的骑兵，感到一根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枪管向他瞄准，里面装了一小粒铅丸，想射进他的肌肤深处。看来反抗是白费力气。他一夜夜在脑子里想来想去的那些小小的诡计，全是徒劳：现在他们还是找到他了。不到八个月以前在边界那边，他赤身裸体站在军医面前，因为寒冷和恶心而浑身发抖。那军医就像一个马贩子，捏捏他手臂上的肌肉。他从这种屈辱认识到，在这个时代，人的尊严已丧失殆尽，欧洲已堕落到奴役之中。两个月之久，他强忍着在爱国主义滥调的污浊空气中生活，但是渐渐地，他感到憋气。他身边的人张嘴说话，他就觉得看见他们舌头上粘着谎言的黄苔。他们的话，使他反感。看到冻得发抖的妇女们，天还没亮，就拿着装土豆的空口袋，坐在市场的台阶上，他的心都碎了：他攥紧双拳，到处溜来溜去，感到自己火气很旺，而且充满仇恨。由于自己的愤怒荏弱无力，他对自己也产生反感。多亏有人为他说情，他终于得以和他的妻子一起移居瑞士：他越过国境线时，血液突然涌上面颊。他脚步踉跄，不得不紧紧抓住柱子。他第一次又感到自己是人，感到生活，事实，意志，力量又属于他，他的肺叶张开，从空气中呼吸自由。祖国，现在对他来说只是监狱和压力。异国成了他的世界故乡，欧洲成了人类。

    但是这种欢快、轻松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恐惧又接着涌来。他感到，带着他的名字，他不知怎地还陷在后面这片血腥的密林之中，他感到有什么东西，他既不知道，也不认识，却知道他，不肯放过他，有一只彻夜不眠的冷冰冰的眼睛，从看不见的什么地方正窥视着他。他于是缩着脖子，躲在壳里，不看报纸，这就不会看到要他报到的命令，更换住宅，掩盖自己的踪迹，让人把信件都寄给他的妻子，留局待领，避免和人交往，免得人家提出问题。他隐名埋姓，遁迹于苏黎世湖畔的这个小村子里，向农民借了一幢小屋。他从不进城，而是派妻子去买画布和颜料。但是他始终很明白：在某一个抽屉里，在千万张纸片当中夹着一张纸。他知道，有一天他们不知何地，不知何时，会拉开这个抽屉，——他听见，有人关上抽屉，听见打字机嘀嘀嗒嗒地响着，写下了他的姓名，他知道，这封信随后就会传来传去，直到最后把他找到为止。

    如今这封信，冷冷地，具体地，在他的手指当中沙沙作响。费迪南努力使自己保持平静。“这张纸在这儿对我来说算得了什么？”他自言自语，“明天，后天，在这儿的灌木丛上将会开放出成千上万张，几十万张纸片，每一张都和这张一样和我无关。这‘官方文件’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非读它不可吗？我在人们当中并不担任什么官方职务，也没有任何官方职务可以把我管住。我的名字怎么在这儿——这难道就是我？谁能强迫我说，我就是它。谁能强迫我非读这里面写的东西不可？要是我读也不读就把它撕掉，纸片就一直飘到湖边，我就一无所知，别人也一无所知，没有一颗水珠会比原来更快地从树上滴落地上，我嘴唇呼出的气息也不会变样！除非我想要知道，我才知道有这张纸，它怎么可能使我不安？可我不想知道它。除了我的自由，我什么也不要。”

    手指一使劲，想把那硬硬的信封撕破，撕成碎片。但是奇怪：肌肉不听他的使唤。他自己手上不知有什么东西违背他的意志，因为他的手不听使唤。他整个灵魂都希望他的手指把信封撕碎，它们却小心翼翼地把信封打开，哆哆嗦嗦地把一张白纸展开。上面写着他已经知道的事情：号码34.729F。根据M市区司令部的指示，清阁下至迟于三月二十二日前往M市区司令部八号房间报到，再次接受兵役合格检查。军方证件由苏黎世领事馆转交，为此，您务必亲自前往领取。

    一小时以后，他又走进房间，妻子笑吟吟地迎上前来，手里捧着一束没有扎好的春花，妻的脸庞无忧无虑，光彩照人。“瞧，”她说道，“我找到什么了！这些花就在那儿，在屋后的草地里盛开，而在树木之间的背阴地里还有残雪呢。”为了让妻高兴，他接过了鲜花，向花束弯下身子，免得看见他的心上人无忧无虑的眼睛，然后急匆匆地逃到小阁楼上，他的画室就布置在那里。

    可是工作很不顺手。他刚把一块空白的画布放在面前，上面就突然出现那封信上用打字机打的字句。调色板上的颜料，看上去像是泥泞和鲜血。他不由得想到浓血和伤口。他的自画像放在半明半暗的地方，让他看见下巴下面有个领章。“疯狂！疯狂！”他大声嚷道，脚跺着地，把这些杂乱的图像驱走。但是他的双手索索直抖，膝盖下面的地面在摇晃。他不得不坐下，坐在小板凳上，缩成一团，直到他妻子叫他去吃午饭。

    每一口饭都噎住他。上面，在嗓子眼里，塞着什么苦涩的东西，他每次都先得把它咽下去，而它每次又翻了上来。他弯着身子默默无语地坐着，发现妻在观察他。突然他感到妻的手轻轻地放在他的手上。“你怎么了，费迪南？”他没有回答。“你是不是得到坏消息了？”他只是点了点头，使劲地咽了一口唾沫。“军方的消息？”他又点点头。妻沉默了，他也沉默不语。这个思想一下子挺立在屋里的什物中间，粗大而又沉重，把一切全都挤到一边。它神手神脚粘粘糊糊地贴在刚动过的饭菜上，它像一只潮乎乎的蜗牛，爬到他们的脖子上，使他们直打寒噤。他们不敢彼此对望，只是弯着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这个思想形成的难以忍受的重负就压在他们身上。

    最后，妻问道——她的嗓音里有什么东西破碎了——“他们叫你去领事馆了？”——“是的。”——“你去吗？”他哆嗦了一下。“我不知道。不过我不去不行啊。”——“为什么不去不行？你在瑞士，他们没法对你发号施令。你在这儿是自由的。”他从咬紧的牙齿缝里恶狠狠地喷出一句：“自由！在今天谁还有自由？”——“每个想要自由的人都有自由。你尤其自由。这是什么？——”她把他放在面前的那张纸轻蔑地扔在一边。——“这对你有什么约束力，这张废纸，一个可怜见的官厅书记员涂过的废纸。对你，对你这个活生生的人，对你这个自由自在的人有什么约束力？它能把你怎么样？”——“这张纸是没有力量，但是把他寄来的人可有力量。”——“是谁把它寄来的？是哪一个人寄来的？那是部机器，是架巨型的杀人机器。可是它抓不住你。”——“它抓住了千百万人，为什么偏偏抓不住我？”——“因为你不愿意。”——“那些人也不愿意。”——“可是他们当时没有自由。他们是站在枪林当中，所以他们就去了。但没有一个是自愿去的。没有一个人会从瑞士回到这地狱里去。”

    妻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因为她看到，他很痛苦。她心里涌上一股同情，就像是对一个孩子。

    “费迪南，”妻说道，依偎着他，“你现在设法头脑冷静地想想。你吓坏了，我明白，这阴险的野兽突然扑到你身上，这是会使人惊慌的。可你想想，我们是估计到这封信会来的。我们谈这种可能性已经谈了上百次，我为你感到骄傲，因为我知道，你会把它撕成碎片，你不会让你自己去干杀人勾当，你不知道吗？”——“我知道，鲍拉，我知道，但是……”——“你现在别说话。”她催促道，“你现在不知怎么搞的，已经给抓住了。想想我们的多次谈话，想想你写的那份材料——就在写字台左边的抽屉里——你在这文件上宣称，永远也不拿起一件武器。你已经下定决心……”他跳起身来。“我从来就不坚定，从来就心里没底。一切都是谎言，是躲避我的恐惧。我说这些话是为了自我陶醉。可是这一切只有在我还自由的时候才是真的。我从来就知道，他们一叫我，我就变得软弱。你说吧，我在他们面前发抖？他们可什么也不是啊——只要他们没有真的到我心里去，否则他们就是空气，空话，什么也不是。可是我在自己面前发抖，因为我一向知道，他们一叫我，我就会去。”——“费迪南，你要去吗？”——“不，不，不。”他一跺脚，站了起来，“我不要，我不要，我心里一点儿也不愿意。可是我会违反我自己的意志去的。他们的威力的可怕之处，就是你会违背自己的意志，违背自己的信念去为他们效劳。如果你还有意志的话，——可是你手里刚拿到这么一张纸，你的意志就化为乌有，你就服从。你又变成一个小学生：老师一叫，你就站起来，浑身发抖。”——“可是费迪南，谁在叫你呢？是祖国吗？是个书记员在叫你！一个百无聊赖的办公室的奴隶！再说，即便是国家也没权力强迫一个人去杀人啊，没有权力……”——“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再引证托尔斯泰的话吧！我可知道一切论据啊：你难道还不明白。我不相信他们有权力叫我去，不相信我有责任跟他们走。我只知道一种责任，那就是做人、工作。我在人类之外，别无祖国，我没有杀人的野心，这一切我都知道。鲍拉，这一切我和你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只不过，他们已经抓住了我，他们在叫我，我知道，尽管有上述种种，我还是会去。”——“为什么？为什么？我问你：为什么？”他呻吟道：“我不知道。也许因为现在世界上疯狂比理性更强。也许因为我不是英雄，正因为如此，我不敢逃走……我没法解释这事，这是一种说不清的压力：我没法砸烂这勒死了两千万人的锁链。我做不到！”

    他把脸埋在两只手里。他们头上的时钟走来走去，活像一个站在时间岗亭前的哨兵。妻在微微地哆嗦。“有人在叫你去，这我明白，虽然我并不理解。可是难道你就没有听见这里也有呼唤你的声音吗？难道这里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你留恋？”他猛地跳了起来。“我的画？我的工作？不！我已经没法再作画了。今天我就感觉到这点。我已经生活在那边，不再生活在这里。现在，当全世界都变成瓦砾的时候，再为自己工作，这是犯罪。不该再为自己感受，不该再单单为自己生活！”

    她站起来，转过身去。“我从来也不认为，你是单单在为自己生活着。我以为……我从前以为，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说不下去了，泪如泉涌，使她语不成声。他想安慰她，可是在她的眼泪后面射出的却是愤怒，把他吓退了。“去吧。”她说道，“你去呀！我对你来说，算什么呢？还抵不上这一张废纸。那么你要走，你就走吧。”

    “我不想去，”他用拳头无奈而愤怒地敲着桌子，“我不想去，但是他们要我去。他们坚强，而我软弱。他们几千年来锻炼了他们的意志，他们组织严密，诡计多端，他们早有准备，像个晴天霹雳，向我们袭来。他们有意志，而我只有神经，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你没法对付一台机器。倘若他们是人，你还可以抵抗。可这是一部机器，一部屠夫的机器，一台没有灵魂的工具，既没心脏，也没理性，你没法反抗它。”

    “要是非反抗不可，是能够反抗的。”她现在像疯了似的叫道，“你不能反抗，我能！你要是软弱，我可不软弱，我不会屈服于这样一张破纸，我不会为了一句话把活生生的一条命送掉。只要我还能影响你，你不会去的。你病了，我敢保证。你是个神经质的人，盘子碰出声音，你就会吓一跳。每个医生都会看出这一点。你就在这儿进行体检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将把一切都告诉医生。他们一定会放过你。你必须抵抗，咬紧牙关，坚决贯彻你的意志。你想想雅诺，你那位巴黎朋友：他让人把他关在疯人院里，观察了三个月，他们用检查来折磨他，可是他挺过来了，直到他们把他放掉。你必须表示不愿意。千万不能投降。事关全局：别忘了，他们要你的命，你的自由，你的一切。你必须抵抗。”

    “抵抗！怎么能抵抗？他们比所有的人都强，他们是全世界最强大的。”

    “这话不对！只有在大家都愿意跟他们走的时候，他们才强大。人总比概念强大，但他必须保持他的人格，有他自己的意志。他必须知道他是人，想永远做人。那么，他们现在用来麻醉人的所有的话，祖国啦，责任啦，英雄业绩啦，全都会变成空话，发出血腥味，发出温热的活生生的人血的血腥味。你老实说吧，难道你的祖国就像你的生命一样重要？难道一个换了君主的省份，对你来说就和你用来作画的右手一样亲近？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鲜血在我们心里树立一种无形的正义，你除了相信这种正义之外，还相信什么别的正义吗？不，我知道，不信！因此如果你要去，你是在对自己撒谎……”

    “我不愿意去……”

    “这不够，你已经根本没有自己的意志，你让人家决定你的意志，这就是你的罪行。你把自己交付给你深恶痛绝的东西，你为此投入你的生命。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干你自己信仰的事情？为你自己的思想流血——那好！可是为什么为别人的思想去流血？费迪南，别忘了，如果你有足够的意志，愿意保持自由，那么，那边的那些人会是什么呢？凶恶的傻瓜而已！如果你意志不够坚强，他们抓住你了，那你自己就是个傻瓜，你自己老是对我说……”

    “是的，我说过，一切都说过，胡说一气，胡说一气，为了给我自己壮胆。我说过大话，就像孩子在阴森的树林里，因为心里害怕而唱歌一样。这一切都是谎话，现在我毛骨悚然地感觉到了这点。因为我一直知道，你们要是叫我，我就去……”

    “你去？费迪南！费迪南！”

    “不是我！不是我！是我心里的什么东西去了——它已经走了。我跟你说过的，我心里的什么东西站了起来，像学童站在老师面前，浑身哆嗦，百依百顺！与此同时说的话，我全都听见，我知道，你的话一点不错，千真万确，符合人性，十分必要，——这是我惟一该做，必须做的事情——这点我明白，我很明白。因此如果我去，那就非常卑鄙。但是我要去，我已经鬼迷心窍了！你瞧不起我好了！我自己也瞧不起我自己。但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非去不可！”

    他用两个拳头猛敲着面前的桌子。在他的目光里闪烁着一些迟钝的、兽性的、囚徒似的东西。她不敢直视他，她爱他，惟恐自己会瞧不起他。餐桌上的饭菜还没撤走，放着的肉已经冷却，活像死尸，面包又黑又皱，活像炉渣。饭菜闷热的蒸气弥漫整个房间。她感到一阵恶心，直冲咽喉，对一切都感到恶心。她推开窗户，空气涌入房内；三月份湛蓝的天空在她轻轻抽搐的肩上升起，朵朵白云掠过她的秀发。

    “看，”她说道，声音更低，“往外看！只看一次，我求你了，也许我说的话，并不全对。话总说不到点子上，不过我现在看到的，却是千真万确的，它不会骗人。山下有个农夫在扶犁，他年轻，强壮。为什么他不让别人把他杀死呢？因为他的国家没有打仗，因为他的田地离开那边有一段距离，那边的法律就不适用于他。你现在就在这个国家，那边的法律也管不着你。一项看不见的法律，只在若干个计程碑以内有效，越过这些碑石就不再有效，这样的法律能是真的吗？看到这里的和平景象，你难道感觉不到这种法律的荒唐？费迪南，你瞧，湖上的天空是多么晴朗，你瞧，这缤纷的色彩，正等着大家去观赏愉悦，你到窗边来，再对我说一遍，你愿意去……”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你知道我不愿意去！干吗非要我看这些？我什么都知道，都知道，都知道！你只是折磨我！你说的每句话都使我痛苦。什么都对我无济于事！无济于事！”

    看到他这样痛苦，妻子心软了。同情使她力量消失。她轻轻地转过身来。

    “什么时候……费迪南……他们要你什么时候……到领事馆去？”

    “明天！其实，昨天就该去了。但是这封信没送到我手里，他们今天才找到我，明天我非去不可了。”

    “你明天要是不去呢？让他们等好了。他们在这儿拿你无可奈何，我们对这事并不着急，让他们等上八天吧。我写信告诉他们，你病倒在床上。我哥哥也这样干过，从而赢得了两个礼拜时间。最糟的情况，无非是他们不相信你，把领事馆的医生派到山上来，跟这位医生也许可以谈谈，不穿制服的人，总有更多的人性。也许他看见了你的画，认识到这样一个人是不该上前线的。就算这帮不了忙，至少也赢得了八天时间。”

    他默不作声，妻感到，这沉默是反对她的意见。

    “费迪南，答应我，你别明天就去！让他们等着。你得作点精神准备。你现在六神无主，他们爱怎么摆布你就怎么摆布你。明天没准他们还比较强大，过了八天，说不定你就比他们坚强。你想一想，这样做，我们往后的日子会多么美好。费迪南，费迪南，你听见了吗？”

    她使劲摇晃他的身子。他目光空空洞洞地望着她。在这呆滞茫然的目光里，没有一点她说的话的痕迹。只有从她不知道的深处升起的恐惧和惊慌。渐渐地他才把心思收回来。

    “你说得有道理，”他终于说道，“你说得对，这事不急。他们能把我怎么样？你说得对，我明天肯定不去，后天也不去。你说得对，难道这封信一定会找到我？我就不能出门去远足吗？我就不许生病吗？不行——我给那个邮差签了字。不过这没关系，你说得对，我得好好想想！你说得对，你说得对！”

    他站起身来，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机械地重复着，但是听上去并不完全信服。“你说得对，你说得对。”——他完全心不在焉地，思想迟钝地老重复着这句。妻感觉到，他的思想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远远离开这里，早就跟那边的人在一起，早就置身于厄运之中。这没完没了的“你说得对，你说得对”，只是从嘴唇边滑出来的一句话而已，她再也听不下去了。她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听见他还一连几个小时在房里踱来踱去。就像一个俘虏囚禁在他的牢房里。

    晚上他仍然碰都没碰他的晚餐。他身子有一股子僵硬呆滞，心不在焉的神气。直到夜里，妻才在身边感觉到他活生生的恐惧；他紧紧搂住妻的柔软温暖的肉体，仿佛想逃到妻的身上，他热烈地抽搐着把妻紧紧搂在怀里。可是妻明白，这不是爱情而是遁逃。一阵痉挛，在他一阵热吻之中，妻感觉到一滴眼泪，苦涩带有咸味。然后他又默不作声地躺着，有时候妻听见他在呻吟，于是把手伸过去给他。他握住妻的手，仿佛在她手上找到了依傍。妻不说话；只有一次，妻听见他抽泣，便想安慰他：“你不是还有八天吗，现在别想这事。”——可是妻自己也感到羞愧，竟然劝他去想别的事情，因为从他冰凉的手狂跳的心，她感觉到，只有这一个思想占据了他，并且对他发号施令。没有任何奇迹能把他从这个念头中解救出来。

    在这屋子里，沉默和黑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沉重。全世界的惊恐都冷冰冰地集中在这四壁之间。只有挂钟坚定不移地往前走着，这钢铁的哨兵，一步步地往前走着。妻知道，每走一步，这个人，她身边的这个心爱的活生生的人就离她远一步。她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跳了起来，把钟摆握住。现在再也没有时间了，只剩下恐惧和沉默。他们两个默默地躺着，挨在一起，一宿无眠，直到天明。在他们心里，思潮起伏，一刻不停。

    他起床的时候，还依然是冬日清晨，光线昏暗，绒毛一样的寒霜浓雾沉重地笼罩在湖上，他迅速地披上衣服，犹豫不决、茫无头绪地从一个房间快步走到另一个房间，接着又走回来，直到他突然一把抓起帽子和大衣，轻轻打开屋子的大门。后来他常常回忆起，他的手碰到冰冷的门索索直抖，他胆怯地回头张望，看是否有人在一旁窥探他的行动。果然，他的狗像看见一个蹑手蹑脚的小偷似地向他扑来，认出是他，又低下头来温顺地让他爱抚，然后拼命地摆动尾巴，只想能陪他同行。可是他摆手把它赶了回去——他不敢出声。接着，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慌张，就突然沿着羊肠小道，快步走下山去。有时候，他停下来，回来看看他的房子慢慢消失在雾气之中，然后他又被无形的力量推着往前，他跑了起来，磕磕绊绊地，仿佛有人在追他。他一直跑到山下的车站，到那儿才停住脚步，汗湿的衣服冒出热气，额上沁出了汗珠。

    有几个农民和普通人站在车站上，他们都认识他，向他问好。有的人似乎情绪不坏，想和他攀谈，可是他躲开他们，缩到一边。他心里又羞又怕，现在没法和人家谈天。然而面对着这潮湿的铁轨空等一气，他又感到痛苦。自己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他站上一架磅秤，扔进去一枚硬币，望着挂在指针上面的那块小镜子，看自己气色灰败、汗水淋漓、直冒热气的脸，一直等他走下磅秤，钱币在秤里掉下，叮当乱响，他才发现，他忘了看指针标的数目字。“我疯了，完全疯了。”他轻轻地喃喃自语。他对自己感到恐惧。他坐在凳子上，想强迫自己把所有的事情想想清楚。可是信号钟声在他身边猛然响起，吓得他直蹿起来。火车头已经在远处吼叫。列车轰隆轰隆地开来，他跳进一节车厢，有张报纸脏兮兮地掉在地上。他捡起报纸，直瞪着它，却不知道在读些什么。他只看见自己的双手拿着报纸，抖得越来越厉害。

    列车停住。苏黎世到了。他摇摇晃晃地下车。他知道，那无形的力量要带着他到那儿去，他感觉到他自己的意志在进行反抗，可是软弱无力，越来越弱。他还不时进行小小的意志力的检验。他站在一个广告牌前面，强迫自己从头到尾把这广告读上一遍，以此证明他还能自由地控制自己。“我不着急。”他小声地对自己说。可是这句话还挂在这喃喃自语的唇上，那无形的力量已经带着他往前走去。他心里烦乱不堪，焦躁异常，就像一台马达，催他向前。他束手无策，东张西望，想找一辆汽车。他的双腿一个劲地哆嗦。有辆汽车从旁开过，他叫住车子，跳了上去，像个自杀的人一头栽进河里。报了街名：领事馆的那条街。

    汽车呼地一下驶去。他身子往后一靠闭上眼睛。他觉得自己仿佛风驰电掣般驶向深渊。他觉得汽车以高速度把他带向他的命运，这速度给他一种轻微的快感。这样被动地呆着，他觉得很舒服。车已经停住，他下车付了钱，跨进电梯。不知怎地，这种快感又一次出现，这样机械地让人驱车疾驰，并且被电梯带着直往上升，仿佛不是他自己在于这一切，而是一股力量，那陌生的捉摸不定的力量，在强迫他这样干。

    领事馆的门还关着。他摁了一下门铃。没人回答。他的心猛地一抽：回家，快走，快下楼梯！可是他又摁一次门铃。门里响起拖沓的缓慢的脚步声。一个仆人折腾半天把门打开，穿着衬衫，手里拿着抹布，显然是在打扫各个办公室。“您要干吗……”仆人没好气地冲着他嚷道。“通知我……到领事馆来的。”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居然在一个仆人面前这样语无伦次，他又感到无比羞愧。

    仆人生气地转过身子，放肆地说道：“您就不能念一念下面牌子上写的：办公时间是十点至十二点，现在这儿没人。”不等他说话，仆人就砰地一下把门关上。

    费迪南站在那里，缩成一团。心里感到羞愧，他看了看表，现在是七点十分。“疯了！我是疯了！”他嗫嚅地说道，像个年迈苍苍的老人，哆哆嗦嗦地走下楼梯。

    两个半小时——这段空白的时间他觉得可怕，因为每等一分钟，他就感到耗去一分力量。现在他振作起来，有所准备，一切都预作周密思考，每句话都要说得恰当妥贴，整个场面都在心里预演了一遍。可现在这两个小时像道铁幕落在他和他那贮存的力量之间。他惊慌失措地感到，心里的全部热劲已经消散，想好的话在仓皇遁逃之际奔突乱窜互相碰撞，一句一句地从他的记忆里抹去。

    他原来是这样设想的：他一到领事馆，立即让人通报要见负责军事事宜的处长，他和此人有一面之交。有一次他在朋友那里认识了这位处长，并且和他谈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不论怎么说，他反正认识他的对手，一个贵族分子，穿着时髦，善于交际，自以为态度友好，为此沾沾自喜。喜欢表现自己为人慷慨，心胸宽大，竭力不使自己以官员的面貌出现。这些人都有这种虚荣心，他们不知怎地都希望被人看成是外交官，是能够自己作主的人物，费迪南就打算押宝押在这一点上：让人通报，带着社交界彬彬有礼的风度，先和此人泛泛地谈谈一般性的事情，然后问起他夫人是否安好。这位处长必然会给他让座，递上香烟，然后看他沉默不语便客客气气地问道：“有什么事我能为阁下效劳？”得由这位处长开口问他，这点很重要，不可忘记。接着他就相当冷漠，无动于衷地答道：“我收到一封信，要我到M市去进行体验，这想必是个误会。我当时曾经明确无误地被宣布是不适合服兵役的。”这话必须说得非常冷淡，让此公马上看出，他把这件事只看成小事一桩。这位处长紧接着便——他很熟悉这个漫不经心的神气——拿起这封信来，向他解释，这次只不过是复查，他想必在报纸上早已看到过军方的要求，以前体验不合格的人这次也得报名参加。接着他就又一次非常冷淡地耸耸肩膀，说道：“原来如此！我根本不看报，我没那份时间。我得工作。”对方想必马上就会看出，他对这场战争是多么漠不关心，是多么自信，多么无拘无束。这位处长当然得向他解释，他必须服从这个要求，处长本人对此深表遗憾，不过军事当局以及其他等等……说到这里，大概是态度严厉的时候了。“我明白，”他必须这样说，“可是我现在完全无法中断我的工作。我已经和人家有约在先，要举办一次我个人全部作品的画展，我不能把我的合作者弃之不顾，我说了话就要讲信用。”他接着要向这位处长建议，或者推迟他体检的日期，或者让这里领事馆的医生为他复查。

    到此为止，一切都满有把握。从这里开始，便会出现几种可能性。要么这位处长干脆利索地表示同意，那么至少赢得了时间。可是万一此人客客气气地——以那种冷冰冰的、躲躲闪闪的神气突然摆出公事公办的面孔——向他解释，这可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无法通融，那就必须显出坚决的态度。他必须首先站起身来，走近桌子，声音坚定，必须非常非常坚定，不屈不挠，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果断口气说道：“这点我明白，不过请您记录在案，本人由于经济方面的责任，无法立即应召，我得先尽这道义上的责任，为此推迟三周。本人自担风险。不言而喻，本人并不想逃避对祖国应尽的义务。”对于这几句挖空心思想出未的话，他特别得意。“记录在案”“经济方面的责任”——这些词听上去就事论事，全是公文的腔调。倘若这位处长还让他注意这件事情法律上的后果，就该把嗓音变得更加严峻，冷漠地及时了结这段公案。“我懂得法律，也很清楚法律上的后果。但是对别人的承诺，对本人来说便是最高的法律。为了遵守这个法律，本人必须承担任何风险。”然后迅速地鞠一躬，干脆利索地中断这次谈话，向门口走去！必须让他们看看，他并不是普通的工人或者学徒，等着人家打发他走，而是一个自己做主的人，谈话什么时候结束，由他作出决定。

    他踱来踱去，把这场该说的话默默地背诵了三遍，整体结构，语气他都非常满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盼着那个时刻到来，就像演员等着人家暗示，好接着说出自己的台词一样。只有一处他还觉得不太称心：“本人并不想逃避对祖国应尽的义务。”谈话必须多少有点爱国主义的客气成分，这点必须要有，以便让人家看到，他并不是执意违抗，不过还没作好准备，他虽然承认——当然只是在他们面前承认——这必要性，但并不认为适用于他自己。——“爱国主义的责任”——这个词书卷气太重，太像陈词滥调。他考虑了一下，也许换成：“我知道，祖国需要我。”不行，这更可笑。或者最好是：“我并不想逃避祖国对我的召唤”，这样是好一些。不过也不行，这一处他不喜欢。奴气太重，这样鞠躬，身子多弯了几公分。他继续斟酌。最好说得非常简练：“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对，这才对。这句话可以翻过来倒过去，可以理解也可以误解。听上去简洁明确。这句话完全可以说得独断专横：“我知道，我的责任是什么”——几乎像是个威胁。现在一切都很妥帖。但是，他又神经质地看了看表，时间还是过得太慢，现在才八点。

    他沿着马路信步向前，不知道往哪儿去，于是他走进一家咖啡馆，想看看报纸。可是他感到，那些字句使他心烦，报上也到处写着祖国和责任，这些词句扰乱了他的方案。他喝了一杯甜酒，又喝第二杯，为了压一压他喉咙口的苦味。他苦思冥想如何打发这些时间，一面把他假想的谈话碎片一而再地拼凑起来。突然他摸了摸自己的面颊：“没刮脸，我没刮脸！”他急忙跑到对面理发馆去，剃头，洗发，花去了他半小时的等待时间。接着，他又想起，他必须穿着时髦，这在领事馆里非常重要。他们对穷鬼才趾高气扬，呼幺喝六，你要是衣着时髦，谈笑自若，举止潇洒，他们就立刻对你另眼相看。这个想法使他陶醉。他让人家把他的外套刷得干干净净，跑去买了一副手套。他挑来挑去，费了不少心思。黄颜色，不知怎地过于扎眼，太像花花公子；珠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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