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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二十二章 时代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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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了家里,自己赤条条一个人来国外打工。

    人不是机器,赚钱养家属于情理之中,可有家不回,就有些不正常了。

    所以安苏决定,回家一趟,看看到底是啥情况。

    自从被派到国外,安苏这是第三次回家,他的爱人在当地一所中学任校长,儿子在西北农科大环境工程专业读研,家里似乎没啥需要她惦记的事情。

    安苏前两次回家,基本程序是陪陪爱人,亲近亲近儿子,再抓时间去燕京看看父亲。

    她的父亲,就是温晓宇的二爷爷。

    这次她拿出主要时间慰问员工家属,她拿着地址单子,打了台车,一家一家登门拜访那些家员工家属。

    秋天的韩中,天气渐凉,树木凋敝,韩江铁厂家属区也显得有些破败。

    十几名员工多数住在这个家属区,或者说铁厂多数员工住在这个小区。

    安苏刚刚从李宝根家出来。

    李宝根是位经验丰富的老钳工,五十四、五的年纪,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李卫国已经结婚,而且有了两个孩子,二儿子李卫民据说也有了对象,等着买房娶媳妇。

    铁厂家属楼是建厂那会儿建的筒子楼,李宝根的老婆,老大家四口和二儿子李卫民就挤在不到60平的房子里。

    李宝根的老婆刘翠芬跟安苏说:“让他回来干啥?二小子拿他爸的工资买了辆摩托,在外边跑出租呢,现在都不回家住。我现在就是给老大家当保姆。”

    “李卫民在干啥?”李卫民也在铁厂上班,也曾是安苏手下的员工。

    “厂里实行分段责任制,他和一帮人承包了制氧站。

    今天去厂里结算费用了。

    据说厂里要拿水泥顶氧气钱,看情况我们家老大是要赔上了。

    顶账水泥白送人都没人要,这不是胡搞么!”

    从李宝根家出来,安苏又去了吴存光家。

    吴存光是位出钢工,今年26了,还没结婚,他在家里排老末,上边俩哥一个姐姐。

    吴存光的哥哥、姐姐都结婚了,他的二哥上半年才成的家。

    吴存光的父亲去世了,活着的时候是厂里的电工,几年前检修设备触电工亡了,厂子里当年给了5000元的抚慰金,再给吴存光安排了正式工。

    安苏到吴存光家的时候,吴存光的二嫂说婆婆在楼下住。

    安苏回到楼下,在筒子楼前搭建的棚子里见到了吴存光的母亲刘桂琴。

    老太太60多了,衣衫污秽、头发蓬乱。

    安苏把吴存光捎来的800元钱交给老太太,老人家反应有些迟钝,安苏解释半天,她才明白这钱是

    老儿子给他的。

    她颤巍巍从破布衫里拿出个包裹,再翻出一张存折,一边给安苏看,一边说:“他姑啊,幺娃子的钱我都给他攒着,二娃找我讨要,我一分没给。

    这是幺娃挣的,得攒着给幺娃说个婆娘。”

    当年吴老汉工亡的时候,安苏见过刘桂琴,没成想现在是这个样子,整个人像乞丐一样。

    安苏忍不住落下了眼泪,握着老太太的手说:“老姐姐,小吴在外边有我照顾,这钱你该花就花,可不能亏了身子。

    你住在这儿可不行,眼看天就冷下来了,咱得住到房子里去。”

    刘桂琴推辞说:“楼上没我的地方,哎...我是作孽啊,生了四个崽儿。

    老汉死给的抚慰金,我给老大娶了婆娘,二娃结婚就只能把房子给他。

    剩个幺娃打光棍,等给他娶了媳妇,我找个没人的地方吊上就行了”

    安苏坚决地说:“不行,你不能在这儿住,万一有个好歹该怎么办?这事儿我得管。”

    安苏拉扯着刘桂琴就往外走,刘桂琴说道:“二娃结婚时候说好了,我到外边住,我在这儿挺好的。

    不能跟媳妇闹,我这岁数了,死哪儿都行。”

    安苏急眼了:“咱不找他们闹,咱去租房!你必须听我的,这钱厂子里出!

    你可得把身体保住了,要不你这情况我回去跟小吴说,他还怎么上班?

    他不安心,我们厂子生产也会受影响,你说该怎么办?

    就这么定了,咱们去外边租房子,你收拾收拾随身的东西。”

    连拉带拽,又以开除吴存光相威胁,这才让刘桂琴离开杂物间。

    看房子、谈租金,折腾一天才把刘桂琴安顿好。

    之后,安苏又去了那十多家,各家都有各家的难处。

    第三天的时候,铁厂一名副厂长登门拜访。

    这位副厂长叫苏铁民,他跟安苏说:“大姐,您可是找了条好出路,要不把我们都带过去得了,家里这个乱摊子真是守不下去了。”

    王铁民是前年厂领导班子整顿时提拔起来的,当初安苏也有机会进入铁厂领导层,但是她顾忌身份,自己选择了下岗分流。

    就是说,安苏包括派遣到远东冶金的员工,在铁厂这边已经是下岗人员了。

    王铁民说,新的领导班子还算尽职尽责,去年的产量、产值、销售收入、资金回笼率都有大幅度提升,不考虑贷款利息和资金费用,算是扭亏为盈,利税达到了3100多万。

    现在的铁厂坚持“不付款、不发货”,避免产生新的应收账款。并积极争取金融部门的支持,加快清理“三角债”,通过相互抵债等方式清账达到了3000多万,再通过以物抵债的方式,换回汽车、水泥、日用品等物资总价值1.5亿元。

    听到这里,安苏问了一句:“你就别往脸上擦烟粉了,听说顶账的水泥有问题?”

    王铁民也没有隐瞒:“哎......拿来顶账的,哪儿有好东西,那些水泥都砣住了,用的时候需要砸碎了,盖楼房不行,只能卖到农村,给老百姓盖平房、砌猪圈用。

    我们也是没办法,就连这样的东西,也得抓紧抢过来,晚一步欠款就打水漂了。

    还有200多台车,平均折算每台都在20万,实际上5万都不值。

    今年年初,我们按照经贸委的要求,推行了韩钢经验,实行了分段分包制度,把厂子各道工序作为独立的单元,按照市场价格来模拟确定内部转移价格,也实行了‘成本否决’的办法,但是并不能解决市场问题。

    我们的包袱太重,厂里测算过,到上半年我们的负债达到了13个亿。

    另外,我们名声太差,同样的产品,我们不降点价就会遭到排斥。

    实话说,这次来也是厂里领导们委托我来的,请您看在一起共事多年的份上,帮我们想想办法,这三千多号人,不能再这么守着过下去了。”

    回家这一行,安苏的心乱了。

    她是给下岗那批工人找了一条赚钱的路子,可是工人远在国外,家里不能照顾,如何两全?

    韩江铁厂这乱摊子又怎么收拾?她本想跳出铁厂的圈子,不闻不问,但王铁民最后讲,他是代表厂里3000多号人来的。

    王铁民曾经是2号炉的主任,比安苏小不了几岁。

    离开时候,安苏分明看到对方眼里打转的热泪。

    几天后,安苏去燕京看望父亲,说出了自己的焦虑,她想帮铁厂拜托困境,却无能为力。

    安老端详着女儿说道:“世间哪有双全法?这也是改革需要付出的代价。

    韩江铁厂几十年年一直不死不活,越这么拖下去包袱越重,我看最终还是不破不立。

    咱们家是有名的‘守法户’。过去你在那儿工作,我不好发表意见;现在退下来了,更不能插手地方事务。

    不过我还是想提醒你,你这是牵着驴找驴,昏了头了。”

    安苏有点疑惑:“爹,你老别跟我打哑谜啊。我怎么是牵着驴找驴呢?”

    “嘿,你这孩子!解决韩江铁厂包袱应该采取市场的手段,你不是在给人打工吗?去找你的新东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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