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变第八

平定内乱，甚至是否能顺利获胜，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周亚夫胆敢违逆上意，而保存国家命脉，必须具备胆识和智慧。固执不见得是美德，但择善固执就变成了操守。同样的，抗命也不见得是好事，但若因抗命而保国卫民，便是一位良将。

    其实，周亚夫不买皇帝的账，是有前科的。文帝（刘恒）在位时，为防范动员数万兵力南侵的匈奴威胁京师，特命周亚夫等人屯军驻守。文帝亲自劳军，至坝上、棘门两个营区时，指挥官大开营门迎接，文帝长驱直入，好不威风，但随后到周亚夫的细柳区，却受到截然不同的对待。全体将士非但不迎接，反而全副武装，呈备战状态，把皇家卫队挡驾在营门外。负责守卫的军门都尉理直气壮地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服从天子诏书”。待文帝抵达，派人通知周亚夫后，才获准进入。但随后卫兵司令又请求车队不得奔驰而入，因为“将军有令，军营之中不可以车马奔驰”，文帝一行人只得慢行。周亚夫面对皇上却不下拜，他说：“身穿铠甲的武士不便下拜，请改用军礼参见。”

    周亚夫一连串“犯上”的举动，让皇帝的随从，侍卫紧张得屏息无声，不料文帝非但不生气，反而严肃恭敬地手扶东厢横木，躬身行礼。出了营门后，对周亚夫大为赞赏：“这才是真正的大将，在坝上、棘门的军队防务简直像儿戏一般。敌方来袭，将领一定兵败被俘。至于周亚夫，谁敢惹他。”

    一个多月后，周亚夫升官。文帝临终前，告诉太子刘启说：“国家若有变乱，可任命周亚夫为太尉平乱。”而周亚夫也果然不负使命，充分发挥兵法中“有所不”的战略思想，轻易击败敌手。

    郭嘉消灭二袁

    战争中的利与害，亦虚亦实，互相依存，互相转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凡兴师作战，其利害总是存在于将帅的思维和决策之中。作为全军的指挥，在实施作战指导时，只考虑处的因素而不考虑害的因素，就会麻痹大意，轻举妄动。相反，如果只考虑害的因素，而忽视利的因素，就会丧失信心，动摇士气。

    官渡之战，袁绍大败，忧丧而死。少子袁尚继位，而长子袁谭不平，命车骑将军驻黎阳。袁尚也怀疑其哥哥，拔给他指挥的兵力很少，还派亲信跟随，实为监视。曹操在官渡之战后，继续进攻袁尚兄弟。先渡黄河攻袁谭。袁谭向袁尚告急。袁尚想发兵救助，又怕袁谭得了兵众不还。就亲自率兵救助，与曹操战于黎阳。袁军夜逃，曹军追到邺城下。连战数克，诸将欲乘胜攻城，郭嘉却在大胜之机提出撤军，而南征刘表。他说：“袁绍爱此二子，莫适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曹操对郭嘉提出的消灭二袁的谋略连连称善。

    20-郭嘉

    扫描图像三国志39

    郭嘉当时提出放弃进攻，待二袁火并，自相残杀，再一举两得的谋略，是建立在对袁氏政权内部矛盾深刻分析基础之上的，是非常高明的谋略。当时，二袁之间存有矛盾，如若急攻，二袁则共处灭亡之险境，必然会为免于灭亡而共同抗曹以求存；而如撤军，假装回军进攻刘表，二袁就没了外忧，内部矛盾上升，定会自相争斗。唐代柳宗元《敌戒》中说的“敌存而惧，敌去而舞，……敌存灭祸，敌去召过”，就是这个道理。曹操于是在建安八年（公元203年）八月下令撤军，南征刘表。二袁大喜，随之二袁争夺冀州。袁谭被打败，向曹操请降。曹操假装南征刘表，意在两袁。见二袁如郭嘉所料，正中圈套，不禁大喜，答应袁谭请求，出兵救世主援。袁尚退守邺城。曹军于公元204年八月破邺城。十二月又转手杀谭。郭嘉之谋略一步步顺利实现。

    [商战使用范例]

    并不亏本的亏本生意

    处理利害关系时，应当特别注意将有害的因素想得更周到些。

    孙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的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的广泛领域里得到了运用。1968年，日本的藤田先生与美国的油炸食品公司签定了销购三百万把刀叉的合同，交货日期越来越近，藤田突然发现由于许多原因，根本没法按期交货。学过法律的藤田，对于世界各民族的习俗十分了解。美国油炸食品公司的老板是犹太人，犹太人视信誉为第一，如不能按时交货，藤田将会信誉扫地。经过反复考虑，藤田包租了一架波音707飞机，将三百万把刀叉空运到芝加哥，虽然在经济上亏损了，但却保住了声誉。第二年，美国油炸食品公司再次找上门来，向藤田订购六百万把刀叉。藤田有了第一次的教训，不断加快工作的进程，但是，由于发生意外之事，还是重蹈不能如期交货的复辙。藤田再次租用波音707飞机，将刀叉空运到芝加哥。两次交易，两次亏本。但是，藤田的良好信誉却得到了商界的赞赏。后来，藤田获得了美国麦当劳汉堡包在日本的总销售权，而两次亏本所造成的损失与总销售权给藤田带来的利润相比，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应当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万事行动第一想。

    [处世使用范例]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武则天十四岁时便被唐太宗选入宫中，被唐太宗昵称为“媚娘”。当时宫中观测天象的大臣纷纷警告唐太宗，说唐皇朝将遭“女祸”之乱，有一个女人将代李姓为唐朝皇帝。天象中得出此女人多半姓武，而且已入宫中。唐太宗为子孙后代着想，把姓武的人逐一检点，做了安全的处置，但对于武媚娘，由于爱之刻骨，始终不忍加以处置。

    唐太宗深受方士蒙蔽，大服丹丸，一时精神陡长，纵欲尽兴，但没过多久，便身形槁枯，行将就木李。武则天此时风华正茂，一旦太宗离世，便要老死深宫，因此她时时留心另择新枝的机会。太子李治见武则天貌若天仙，非常喜欢。两人一拍即合，山盟海誓，只等唐太宗撒手，便可仿效比翼鸳鸯了。

    当唐太宗自知将死时，仍不忘如何确保李家江山的千秋万代，要让有嫌疑的武则天跟随自己一同去见阎罗王。临死之前，李治和武则天都在他床边，他当着太子李治的面问武媚娘：“朕这次患病，一直医治无效，病情日益加重，眼看着是起不来了，你在朕身边已民用工业不少时日，朕实在不忍心撇你而去。你想一想，朕死之后，你该如何自处呢？”

    武媚娘是个聪明之人，明白自己身临绝境的危险！怎么办？她心里清楚，只要现在能保住性命，就不怕将来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她赶紧跪下说：“妾蒙圣上隆恩，本该以一死来报答。但圣躬未必即此一病不愈，所以妾才迟迟不敢就死。妾只愿现在就削发出家，长斋拜佛，到尼姑庵去日日拜祝圣上长寿，来报答圣上的恩宠。”

    唐太宗一听，连声说“好”，并命她即日出宫，“省得联为你操心了”。唐太宗本来是要处死武媚娘，但毕竟自己喜欢她，心里多少有些不忍。现在武媚娘既然敢于抛却一切，脱离红尘，去当尼姑，那么对于子孙皇位而言，不可能有什么威协。武媚娘拜谢而去。

    李治借机溜了出来，对武媚娘呜咽道：“卿竟甘心撇下我吗？”媚娘满脸无奈的忧伤，她回身仰望太子，叹了口气说：“主命难违，只好走了。”“了”字未毕，泪雨已下，语不成声了。太子道：“你何必自己说愿意去当尼姑呢？”武媚娘理了理思绪，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李治：“我要不主动说去当尼姑，只有死路一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殿下登基之后，不忘旧情，那么我总会有出头之日……”

    21-武则天

    扫描三才图会565上左图

    太子李治赞赏武媚娘才智，当即解下一个九龙玉佩，送给媚娘作为信物。太子登基不久，武则天很快又被召入宫中。

    武则天的聪明之处在于做出重大决定之前能“集于利害”，在危难面前能讯速分清主次，并能果断地“退”，从而保全自己的性命。后来时机一旦成熟，武则天果断地由退转进，成为中国历史上声名赫赫的一代女皇。

    权衡利弊，全面考虑

    在处理问题时，人们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片面性，顾此失彼。为了求得正确的解决办法，你必须左思右想，权衡利弊，全面考虑。

    当你在思考某一复杂的问题时，切不要急于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在历史上有什么经验教训，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新的情况，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不妨亲自去观察一下，然后再做结论。

    北宋时，西夏主李继迁骚扰西部边疆，保安军擒获了李母。宋太宗想把她杀掉，犹豫不决，请枢密使寇准商议此事。商议定后，寇准回家路过相府，将结果告诉宰相吕端。吕端问：“这件事准备怎样处理？”寇准告之：“准备斩首，以惩戒凶逆。”吕端说：“如此未必合适。”他于是进见皇帝说：“从前项羽欲烹高祖父太公以示威于高祖，而高祖却说愿分得一杯羹。举大事者是不顾父母的，何况李继迁是个不孝之子呢。陛下今天杀其母，明日能抓住李继迁本人吗？如若不然，只能增添其对宋的仇恨，反而志坚。臣以为，应将李母安置于延州，好好服侍，以招来李继迁。他即便不降，也可用此事拴住他的心。”太宗听罢称赞，以此为理。后来继迁母死于延州，继迁死后，其子投诚。

    当人被某事某物所惑时，往往会不顾利害得失而匆匆行动，从而不免受挫。而兼顾利害得失者，无论办什么事都不会陷入困境了。

    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兵家使用范例]

    满足人性的愿望

    孙子说：“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这是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成就自己的事业的谋略。

    自从汉二年（公元前２００年）五月开始，楚、汉在荥阳一带展开拉锯战，谁也没有占到多大优势。于是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其西归汉，其东归楚。汉四年九月，项羽解围东撤，刘邦也要引兵西归。张良充分认识到此时的项羽因刚愎自用，到了众叛亲离、捉襟见肘的地步。于是，张良、陈平二人同谏刘邦，希望他趁机灭楚，免得养虎遗患。刘邦从谏，亲统大军追击项羽，另遣人约韩信、彭越合围楚军。

    汉五年十月，汉军追至因陵，却不见韩信、彭越二人前来驰援。项羽回击汉军，刘邦又复败北。刘邦躲在山洞中，不胜焦躁，询问张良道：“诸侯不来践约，那将怎么办？”张良是一位工于心计的谋略家，他时刻关注着几个影响时局的重要角色的一举一动，探索着他们心灵深处的隐秘，并筹划着应对之策。当时，虽然韩信名义上是淮阴侯，彭越是建成侯，实际却只是空头衔，没有一点实权。因此，张良回答刘邦道：“楚兵即将败亡，韩信、彭越虽然受封为王，却未有确定疆界，二人不来赴援，原因就在于此。您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若不能，成败之事尚无法预料。我请您将陈地到东海的土地尽划归给韩信，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尽划归给彭越，让他们各自为战，楚军将会很容易被攻破。”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听从了张良的劝谏，不久，韩信、彭越果然率兵来援。十二月，各路兵马会集垓下，韩信设下十面埋伏大阵，与楚决战。项羽兵败，逃至乌江自刎。长达４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胜利而告终。

    在处理韩信、彭越索要实惠这件事情上，张良做得十分周到，也充分利用了人性的弱点——好名、好利。划归一些封地给他们，就满足了他们的心愿，使他们各自为战，尽力而战。人没有不自私的，与其让他为你办事，不如让他为自己办事。后者比前者的成功率要高得多。

    [商战使用范例]

    摸清客户的底线

    有一个人讲了他一次讨价还价的经历。

    当我在印尼巴厘岛的时候，有一次去逛街，看上了一个木雕。

    “多少钱？”我问。

    “两万卢比。”

    “八千!”我说。

    “天哪!”小贩用手拍着前额，做出一副要晕倒的样子，然后看着我，“一万五。”“八千。”我没有表情。“天哪!”他在原地打了一个转，又转向旁边的摊子，对着那摊子举起手里的木雕喊，“他出八千!天哪!”又对着我，“最低了，我卖你一万三，结个缘，明天你带朋友来，好不好？”我笑着耸耸肩，转身走了，因为我口袋里只有九千，就算我出到九千，距离一万三，还是差太远。我才走出去四五步，他在后面大声喊：“一万二，一万二啦!”我继续走，走到别的摊子上看东西，他还在招手：“你来！你来!我们是朋友，对不对？我算你一万，半卖半送!”我继续走，走出了那摊贩聚集的地方。

    突然一个小孩跑来，拉着我，我好奇地跟他走，原来是那摊贩派来的，把我拉回那家店。

    “好啦!我要休息了，就八千啦!”

    现在，每次我看到桌子上摆的这个木雕，就想起那个小贩。我常想，我为什么能那么便宜地买到？因为我坚持了自己的底线。

    我也想，他为什么会卖？想到这里，我又不是多么得意了，因为八千卢比，一定也在他的底线之上，搞不好七千他也卖了。

    那么对于销售员来说，应该如何得知客户的底价是多少呢？我们可以用编造老板意见的方法来抬高底价。比如客户想花15元买一个电源插座，而你要的是20元。你可以说：“我们都觉得这个商品的价格还可以。如果我能让老板降到17.5元，你能接受吗？”拿老板做挡箭牌，并不意味着你要以17.5元卖给他们。然而，如果他觉得17.5元也可以，你就把他的商谈底价提高到17.5元，现在与你的要求只差2.5元，而不是5元了。

    另外，还可以通过提供一种质量较差的商品来判断他们的质量标准。“如果你只付15元，我给你看铜接点的插座可不可以？”用这种方法，你或许能让他们承认价格不是他们惟一的考虑，他们确实关心质量。

    当然，也可以推荐质量更好的商品，确定他们愿意给出的最高价格。“我们还有更高性能的插座，但是每个25元。”如果客户对这种性能感兴趣，你知道他愿意花更多的钱。

    这种办法可以消除客户的警惕，他会跟你说些真心话，要是他认为你在卖东西的话，他就不这么做了。你说：“我喜欢跟你做买卖，但是这件不是我的，以后我们再合作吧。”你以这种方式消除了他的武装，稍后你说：“我很遗憾不能卖给你这个插座，但就咱们俩说，到底多少钱你买？”他也许会说：“我觉得15元是最低的价格，但我想18元也是可以的。”

    [处世使用范例]

    利用人性的弱点

    无论是伟大领袖，还是圣贤哲士、凡夫俗子，每个人都有弱点，都有被人利用的弱点。办事时，你掌握了对方的弱点而利用之，一切都将得心应手，称心如意。

    人们无时不在为名而生存，无时不在为利而生存。世间有为名甚于为利的人，有为利甚于为名的人，有既为名又为利的人。有名义上是为名，实际上为利的人；有名义上是为利，实际上是为名的人。所以你需要做精到细致的观察，使利用的技巧有新的提高。

    周文王在渭水北岸见到了正在直钩钓鱼的姜太公，太公说，用人办事的道理和钓鱼有点相似之处：一是禄等以权，即用厚禄聘人与用诱饵钓鱼一样；二是死等以权，即用重赏收买死士与用香饵钓鱼一样；三是官等以权，即用不同的官职封赏不同的人才，就像用不同的钓饵钓取不同的鱼一样。姜太公接着说：“钓丝细微，饵食可见时，小鱼就会来吃；钓丝适中，饵食味香时，中鱼就会来吃；钓丝粗长，饵食丰富时，大鱼就会来吃。鱼贪吃饵食，就会被钓丝牵住；人食君禄，就会服从君主。所以，用饵钓鱼时，鱼就被捕杀；用爵禄收罗人时，人就会尽力办事。”

    姜太公说的不错，但具体到办事时，还要因人而异。为名的人，就给他以名；为利的人，就给他以利；为名又为利的人，就给他以名，给他以利；名义上是为名，实际是为利的人，就给他以虚名，并给他以重利；名义上是为利，实际是为名的人，就给他以名义上的利，而暗中为他显扬名声。做到这些，自然使人乐于为你办事而且会尽力为之。

    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

    [兵家使用范例]

    李宝通九变之利

    公元1161年（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0月，宋、金两军船队在胶西海域相遇，完颜郑家率军停泊在陈家岛，李宝率宋军停在石臼岛，两岛只隔一山，相距30余里。金军数倍于宋军，完颜郑家似乎感觉胜券在握，且认为两军距离尚远，因此未作临战准备，先发制人。李宝先以部分战船切断金军退路，随即命前锋船队借助风势，以火药为开器向金军船队猛攻。金军舰船皆以松木制造，油绢为帆，顿时火光冲天，大部分舰船被烈火吞没，损失惨重。宋军趁机进攻，只有少数金军战船逃脱，其余大部被歼灭。

    本来金军船工舰陈兵胶西海域，人多势众，占据天时、地利，但由于其将帅不通九变之利，其将士不习水战。相反，宋军将领李宝审时度势，全面侦悉了敌情，因势利导，采取了火攻的方式大败金军。

    [商战使范例]

    李嘉诚的启示

    商场形势复杂多变，因此企业也需要灵活多变的经营、投资、管理方式。

    这方面，香港大富翁李嘉诚先生上升的轨迹，很值得我们研究参考。李先生有一个超越别人的长处，那就是知道什么值得去投资。他有时大胆、大量地花钱，有时又很能克制自己。在他事业的初期，他开设了一间专门生产玩具和家庭用品的小型塑料花热潮，便迅速转行生产塑料花，结果从中发了大财。接着他以敏捷的目光看到，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与日俱增，地产业一定前途无量，于是毅然扭转经营方向，开始从事地产业。1975-1976年，他用低价购买了大量土地，到1979年，香港地价开始上升，他便减少购买土地，而是转向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只要有利可图，他就买进或者卖出，决不犹豫。正是这种善解、果断地卓绝能力，使他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发展成为香港地产界的超级巨富。

    [处世使用范例]

    根据实际需要随机应变

    晋朝时，司马睿叔父被司马颖杀害，司马睿害怕祸及自己，于是秘密出逃，但是司马颖已经事先通知各关卡、渡口，不准贵族通过。因此，当司马睿来到河阳时，被渡口的官员给拦住，随从宗典在主人赶到后见此情景，心生一计。

    他急匆匆跑到司马睿的跟前，举起马鞭说：“怎么你这个小小的驿站长也在被禁之列？”说完哈哈大笑起来。渡口管员真以为司马睿是驿站小站长，于是放他过去了。宗典的随机应变，让他们主仆俩顺利通过了渡口，逃离了生命的危害。

    在现代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一切都讲究效率，变通，处世，办事也一样，为了提高成功率及效率，我们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随机应变。

    将有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兵家使用范例]

    将有五危

    “将有五危”从思想水平和性格特征方面，强调了将帅素质的重要性。致敌必死，保己必生，刚烈不屈，廉洁爱民，就是为将帅者的基本特征，但如若走向片面，不从实际情况出发相机变通，而是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思考，就会招致覆军杀将的厄运。

    “必死，可杀也”。“必死”是勇敢的表现。勇敢固然是将帅应当具备的品格，然而，勇敢必须同适度结伴而行，才能所向无敌。“必死”是一种极端的勇敢。物极必反，勇敢走向极端则为“必死”，只知道勇敢地拼杀，在瞬息万变、充满诡道的战争中就可能被杀而丧生，他所指挥的军队也就容易被歼而失败。

    “必死，可虏也”。求生，无可厚非，孙子的“自保而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皆以求生为前提。毛主席也强调“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求生必须同勇敢结伴而行，才能出战果。“必生”是一种极端的求生，只知道一味地保全自身，实际上就走向了怯弱“忿速，可侮也”。将帅如果急躁易怒，就容易中敌人轻侮之计。义愤填膺是一种正常的情感，它是由正义而激起的愤怒，然而，愤怒应当与持重结伴而行，才能做出正确的举动。

    “廉洁，可辱也”廉洁本身是美德，然而，廉洁应当与忍辱结伴而行，才不致于失之偏颇。廉洁过了头，太看重自己的名声，就容易气量狭小，不甘受辱，而敌军掌握了将帅的这一性格特征后，便可造谣诽谤，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一些有损于将帅人格的恶语，将帅如果过于廉洁好名而不能忍受这种污辱，内必便会自乱而失去平静，进而容易中敌计谋而遭致失败。

    “爱民，可烦也”。爱民本是一种好品格，然而爱民又必须同审慎结伴而行，才不至于贻误战机。爱民过了头，惟恐伤了老百姓而一味地掩护人民，就会因不愿烦扰百姓而耗时耗力。我将帅爱民品格若被敌知，则敌军往往会用奇兵袭扰百姓，这就可以引诱“爱民”的将帅出战，从而使我中敌计而招战败。

    [商战使用范例]

    管理意味着承担责任

    彼得·德鲁克说：“管理就是责任。”“权力和职权是两回事。管理当局没有权力，而只有责任。它需要而且必须有职权来完成其责任——但除此之外，绝不能再多要一点。”

    “责任”是德鲁克整个“管理”的基本职业精神。

    德鲁克说，管理者和员工在本质上没有差别，只有责任上的差别。员工的权利不是来自于管理者的授权，而是来自所承担的责任。德鲁克认为，所有的管理难题，都是因为“责任意识”淡薄或丧失所滋生的。破坏人的“责任心”，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权力”欲望。管理者一旦“权力”欲望升温，其“责任心”肯定降温。

    《基业长青》的作者柯林斯说：“别人都在问：‘我如何成功？’而德鲁克却在问：‘我如何贡献？’别人都在追问：‘我怎么做才能使自己有价值？’德鲁克却在问：‘我怎么做才能对别人有价值？’”

    哈佛管理语录中有句格言：“最好的负责人，总是那些既能对自己负责，又能对别人负责的人。”

    阿信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日本女企业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阿信的事业成就了后来的八佰伴集团。1997年，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全球拥有400家跨国百货店和超市、员工总数达2.8万人、年销售额突破5000亿日元的国际零售巨头——八佰伴集团倒闭了。当时，68岁的八佰伴集团总裁和田一夫，从亿万富翁变成了身无分文的“穷光蛋”。但是，如果大家了解和田先生，一定会对他油然生敬的。有一次，和田一夫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感人肺腑的讲话，令在场的MBA、EMBA对什么是领导者的责任力产生了共鸣。他说：“当然破产的时候，只需稍微动点脑筋，我就不会变成‘穷光蛋’。我有太多的资产，只需隐瞒一点点，就不至于一无所有。但是，我不想那么做，我要为自己的过错负责。八佰伴破产后，大批人面临失业，许多人遭受损失。我要把自己的所有财产拿出来，尽到一位领导者应该具有的责任。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作为一个领导者应该具有的素质。如果我连领导者的素质都失去了，那我才是真正的‘穷光蛋’”。《大学》里说：“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里的财，大家不要狭隘地理解为金钱。财，可以泛指所有一切的利益或好处。散财的智慧，是领导者的智慧，也是领导者的力量。

    管理者的责任力，也是解决一切管理难题的力量。

    管理者的责任力，是企业的管理力量。而责任力是从责任心来的。假如和田一夫没有责任心，他不可能把自己全部的资产拿出来解决大家的“损失”问题。

    勇于承担责任能够获得更多的认同。勇于承担的管理者不仅使下属有安全感，而且会使下属进行反思。

    管理者不是圣人，也经常有犯错误的时候，比如决策制定的错误，职务安排的不妥当，任务分配的不合理等等，这些最终都可能会导致管理工作质量的下降，并且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在面对这些错误的时候，管理者不能回避，更不应该将责任转嫁到下属头上，而是应该主动的去承担，方便时还应向全体下属做公开的自我检讨。当员工看到管理者在错误面前的这种积极的态度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关注管理者的这种精神及其表现，而忽略了管理者先前所犯的错误。所以说，管理者敢于承担责任，能够使管理者在不利的环境中更能获得员工的认同和赞美。

    承担你的领导责任，并在错误发生时承担你的错，下属才会相信你，不管你走到何处，他们都会追随你。

    在营救驻伊朗的美国大使馆人质的作战计划失败后，当时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当即在电视里郑重声明：“一切责任在我。”仅仅因为上面那句话，卡特总统的支持率骤然上升了10%以上。

    在工作中，员工难免会出现失误或错误。然而做下属的最担心的就是做错事，特别是花了很多精力又出了错，而在这个时候，如果管理者来句“一切责任在我”，那对这个下属又会是何种心境？相反，如果遇到问题，管理者互相推诿，推卸责任，这种表现会直接导致员工信心的丧失和士气的低落，组织涣散，“失控”的现象很严重。所以在管理过程中，如果出现问题，管理者应该积极承担责任，寻找解决方法，而不是找代罪羔羊。

    [处世使用范例]

    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孙子用“将必五危”告诫将帅们在临敌运用时应精于变通，他不是一概否定“必死”、“必生”、“忿速”、“廉洁”、“爱民”，而是强调凡事不可过分，应较之以利害，把握好“度”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之初，为了能取得百姓的信任与支持，便在国都咸阳的南门立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声明说，谁能将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便赏他十金，事小而赏，老百姓都觉得很奇怪，谁也没有干。商鞅又宣布：“能搬到北门去的，赏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中年汉子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给搬了过去，商鞅立即给了他五十金，以此表明他说话是算数的，接着便颁布了变法的命令。

    颁行一年多，但反对者无数，连太子也不以为然，再犯法。商鞅说：“变法的法令之所以不能贯彻执行，是由于上层有人故意反抗。”便想拿太子开刀，刑之以法。可是太子是国君的接班人，是不能施刑的，结果便拿太子的两个老师当替罪羊，一个被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了字。当时商鞅甚得秦孝公的宠信，权势极盛，太子拿他也无可奈何。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经过十几年的时间，秦国的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充实，武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由一个西部的边鄙小国一跃而成为七雄之首。

    然而，正当商鞅的权势如日中天之时，秦孝公死了，太子继位，是为秦惠文王。他一上台，他的老师便出面告发，说商鞅想要谋反，惠文王下了逮捕令，商鞅匆匆忙忙逃离咸阳，当他来到潼关附近想要投宿，旅店的主人也不知道他就是商鞅，拒绝收留他，说道：“根据商君的法令，留宿没有证件的客人是要进监狱的！”商鞅这才是真正的作法自毙，他走投无路，被收捕，车裂（即五马分尸）于咸阳街头，家人也被灭族。

    商鞅，作为一个改革家，在改革大业上他是一个英雄，但在如何做人上他却是个失败者，没有把握好分寸，以至让自己死于非命。